国内药企想做First-in-Class，三大商业模式咋选？

授权引进、自主研发、主动型资本投资是“真创新”领域的三大商业模式。
中国市场对于first-in-class（首创新药）的渴望正愈发强烈。绝对的创新实力，填补临床需求的空白，数以亿计的销售金额，是first-in-class这个标签背后被赋予的丰富内涵，也是让整个业界为之倾心的源头。
在多数专家看来，尽管这一愿景将在不久的某一天实现，但眼下基础研究能力薄弱、高端人才缺乏、资本对风险容忍度偏低，仍然掣肘着我国首创新药的诞生。

“授权引进”成功与否的关键点？

“尽管first-in-class听上去令人激动，但实际上风险太高，很难为投资人提供稳健的回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新药的安全性，其次追求有效性在同类药里最优（best-in-class）。”徐诺药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徐英霖说。作为景旭创投在生物制药版块的最新投资项目，定位于引进开发商业模式的徐诺药业目前已从欧美大药厂授权引进了3个小分子肿瘤新药，其中一个将于今年下半年在全球开展关键性临床Ⅲ期试验。
近几年，新药研发初创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相较于自主研发，有不少比例的企业选择以引进开发为主的商业模式起家。这些企业的创始人大多具有海外工作背景，在资本的支持下，从与其颇有渊源的跨国药企，或是中小型研发企业授权引入早期研发项目落地中国，其中也不乏收获全球权益的项目。
那么，企业应该如何选择引进项目打造自身优势？多位受访专家不约而同地将“眼光准”放在了第一位，包括产品的市场潜力、治疗疾病潜在的患者人群等多个评价维度。不过，以一个合理的价格找到优质项目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除了选产品的能力，拿产品的能力与产品的开发能力，同样决定着企业在授权引进过程中的核心竞争力。徐英霖告诉《医药经济报》记者，“找到好项目能谈下来很不容易，双方的信任程度、谈判的金额、团队之间的‘化学反应’都关系到交易的成功与否，这非常考验被授权方团队的商务拓展能力，同时也需要商务人员和技术人员密切配合。比如技术人员一般对细节的数据很较真，但没有一个产品的技术是完美的，作为公司最高层领导要有一定的把控能力。”
据徐英霖透露，欧美企业在谈判时对团队因素尤为重视。例如：他们会考察对方团队中是否有成员从事过相关治疗领域？熟悉程度如何？还会要求对方提供一份非常详细的商业开发计划，甚至可能在销售方面提出苛刻的条件。因此，对全球商业规则和法规的熟悉、国际化的视野以及全球市场开发的经验，都有助于在谈判时赢得对方的信任。
值得关注的是，如果双方谈判时企业拿到的只是大中华区权益，产品在全球的开发进度会决定其在中国市场的命运。换言之，如果该授权项目在国外由于资金、合作伙伴、内部规划等原因被终止，或者没有通过FDA的批准，国内项目很可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实际上，如果项目已经通过关键性研究（pivotalstudy），我们去拿全球权益几乎没有希望，但如果关键性研究或者概念性验证（PoC）由我们自己来做，而且这个产品治疗的疾病在中国患者人数最多，我们就应该争取全球权益。”在北海康成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薛群看来，初创公司开发全球市场挑战重重，很难实现一步到位，“但是我们可以把项目向前推进到一定程度后再对外授权（license-out）。”
尽管已获得3个潜力产品的大中华区权益或全球权益，薛群并没有把北海康成简单定义为“采取引进开发单一商业模式的初创企业”。他认为，既有引进来，又有走出去，才能构成一个企业健康发展的生态系统。“相信未来我们产品管线的价值也将通过跨境授权或者共同开发来体现。”　

“自主研发”还是“授权引进”？

记者观察到，目前国内企业引进新药项目的阶段多集中在临床Ⅱ期，公布的临床数据往往已崭露头角，此时再进行后续的Ⅲ期临床开发，成功率几乎可以提高一倍。
对于这种“拿来主义”式新药研发，薛群透露出些许无奈。一方面，国内的科研机构尚未在生命科学领域大规模地开发出具有全球价值的知识产权项目可供企业选择；另一方面，本土企业也没有强大的实力在研发领域真正投资建设一个世界一流的开发团队去承载这些探索性研究（discovery research）。
“新药研发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正如金字塔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塔座作为基础才能搭建出一个塔尖。”薛群指出，即使在兼具科研机构、资金、顶尖医院等各种丰富资源的西方国家，经过数十年的积累，一个新药从最初发现到最终上市也要经历漫长的时间和无数的失败。“反观中国国情，我们的基础依然很薄弱。”
这与建信资本董事总经理王进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无论从基础研究、专利保护还是商业意识来看，中国企业实现自主创新研发的时机还不够成熟。尽管国内企业每年投入大量的资金研发1类新药，但更多偏向于一些已经被验证的靶点，真正具有创新元素的产品屈指可数。“随着整个业界对创新投入力度的加大，更多的开拓者在基础生命科学、基础医学，尤其是临床医学领域披荆斩棘，也许未来我们可以发现更多更好的转化医学苗子。”
“自主研发与引进开发两种模式是相辅相成的。”作为原罗氏上海研发中心生物部创始人，邬征博士从罗氏转让了他一手领导研发的呼吸道合胞病毒（RSV）临床候选药物AK0529，创办了专注于抗病毒和儿童药物研发的生物制药公司爱科百发。他告诉记者，目前公司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模式，一边继续推进引进项目AK0529的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另一边从长远着手，开展first-in-class新药研发项目。“筹建新药研发实验室、招募科学家、建立全新研发项目的时间周期很长。如果一家生物医药企业在创立之初能有一个成熟的临床项目往前推进，同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研发能力，可以更高效地利用时间。”
与五年前相比，如今国内新药研发的环境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大波的政策红利、大量涌入的资本、大批具有丰富经验的海归回国，助推着业界对创新药研发的热情。以first-in-class为代表的“真创新”开始成为业界津津乐道的议题，而非过去以me too为代表的“伪创新”。
拥有一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由数据驱动的科学研究作为支撑，而不是一味单纯追求“钱”景可期的热门靶点，为了创新而创新。“创新，就是我们有能力去做别人没有的东西。我们所做的新药项目都是基于研发团队丰富的实践经验，基于对其科学机理的深刻理解。”邬博士坦言。
“在自主研发与引进开发两种模式同步发展的情况下，我期待未来可以看到含金量高，真正解决临床需求，在市场上能够被投资人、大药厂看中的创新产品。”不过，王进指出，国内的支付体系还难以负担真正的创新产品，“仿中有创”或“微创新”的产品同样值得支持，但速度会成为企业间竞争的焦点。
　　　　

主动型资本投资：成熟OR早期？

众所周知，新药研发是一个烧钱的无底洞，团队组建、立项研究、临床试验，每一个阶段的背后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如果没有大量资金不断“输血”，企业很难长期持续地发展下去。钱对于新药研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仍然不支持没有任何销售利润的药物研发公司，国内新药初创企业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外部融资。
据悉，国外新药投资周期一般都是十年以上。“越是创新的领域，越是需要解决的临床问题，越受到国外投资界的青睐，无论是新药、新诊断方式还是新治疗解决方案，都特别能够得到资金的支持。”王进说。
相比之下，国内机构的投资周期就偏短，普遍为“5+2”（即5年投资，2年退出），最多“7+2”，投资时间短决定投资机构不可能介入太早期的项目。另一方面，新药项目越早期风险越高，失败的可能性也越大，这也是国内大多数企业集中在临床中晚期引进项目的重要原因。
“from license to develop或者NRDO（No Research, Develop only）可能是近期国内投资人比较能够接受的商业模式。”据王进介绍，大药企60%～70%的新药项目依靠从外部引进，这种商业模式已经被证明是高效、快速、低成本，也较为国外VC所看好。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实际上，美国新药初创企业也很少从源头研究（Research）开始研发新药。除非拥有自己独特的平台技术开发产品，大部分企业仍然主要依靠授权引进的模式，从高校科研机构获得技术或产品专利授权，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发新药。也有少部分企业通过购买其他企业的专利，或者与VC合作购买大公司剥离产品。
与中国初创企业引进产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国外初创企业的交易合作发生在新药更早期的阶段，针对的甚至可能仅仅是一个刚获得专利的新药化合物。
哪怕是一个新的靶点、一个新的机理，都能激发投资者们对重磅炸弹新药的无限想象，受到强烈追捧。有专家在采访中表示，目前主动型投资是国外最流行的新药投资模式，即投资方与高校教授直接接触发现前沿项目，内部孵化一段时间后与职业经理人合作成立公司，继续把项目往前推进直到上市。
但是，该专家认为这一模式移植到国内的环境还不够成熟。一方面，对团队的专业能力要求很高，很多专业团队在不缺乏资金的情况下主要推进自己的项目；另一方面，适合扮演职业经理人角色的连续创业者仍属于凤毛麟角。　
事实上，主动型投资同样考验着投资机构的专业水平。薛群告诉记者，国外投资新药的专业基金中离不开两种人：一是医生或科学家，他们看得懂科学机理，甚至可能比企业家还懂；二是实践家，他们创办过制药企业，把公司从初创一路扶持到上市，这些恰恰是国内基金最缺乏的人才。